治疗郁证 情志疗法重于药物

笔者经过数十年临床后,重读《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发现书中虽无郁证病名,然而却早已系统地论述了郁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并强调通过防治郁证以治未病、以求健康长寿的学术思想。

情志致病 五脏具有活的灵魂

提出情志病因学说是《内经》的重要学术贡献。

喜怒常情,不节致病 《灵枢·邪客》:“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犹如自然界存在风雨寒暑一样。然而,如果情志活动失调,便如四季不时之邪一样,可以引起疾病。《灵枢·百病始生》:“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将情志因素作为疾病内伤病因。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郁证》云:“凡五气之郁,则诸病皆有,此因病而郁也;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李用粹《证治汇补》:“有病久而生郁者,亦有郁久而生病者。”他们的观点都是以《内经》的情志病因学说为滥觞的。

七情五志,可伤五脏 《素问·宣明五气》指出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如此则将五脏看作为是具有活的灵魂的肉体器官,这就是通过调节脏腑功能而调节情志或通过调节情志而调节脏腑功能的理论基础。相对于将组织器官看作是肉体而没有灵魂的现代医学而言,这是最本质的区别点。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关于“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五志伤五脏的说法,只是借助了五行学说而已,其实并非一一机械对应。五脏之中,以心与情志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神气舍心(《灵枢·天年》)”“愁忧恐惧则伤心(《灵枢·邪气藏府病形》)”“忧思伤心(《灵枢·百病始生》)”,此之谓也。《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说明脏腑君明臣安则体寿无殃。

情志伏邪 负性情绪积蓄发病

秋忿冬怒,久郁发病 《素问·脉要精微论》有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忿”的本义为心乱如麻,情绪糟糕,为怒的初级状态。犹如外感热病有潜伏期一样,情志致病也有类似潜伏期的过程,“秋”“冬”代表时间变化,不妨可称之为“情志伏邪”。人生不如意事多能自行调节排遣,时过境迁便可释然;倘若怀抱悒郁耿耿于怀,一旦超出机体的调节能力,有朝一日终能因郁致病。“秋忿”“冬怒”相当于是从隐性郁证转化为显性郁证。此语如从气候转换角度解释,转弯抹角反失其真。

情志病因 尚可区分内外禀赋

情志致病,事关禀赋 迄今为止普遍认为情志病因属于内因,其实尚可将情志病因区分内外——不幸遭遇所导致的外源性情志病因为外因;禀赋特质所导致的内源性情志病因为真正的内因。《灵枢·天年》:“(人之始生)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喜怒哀乐的自我调节能力与“志意”强弱有关。《灵枢·本藏》:“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志意即是意志。

《灵枢·本藏》篇中黄帝问岐伯:“有其不离屏蔽室内,无怵惕之恐,然犹不免于病,何也?”有些人曾经忧患交加、褴褛筚路、历经沧桑而能长寿,而有些人生活安逸,似乎并无外来诸般显在烦恼却反而不免于病甚或夭折,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答曰:怵恐类情志致病因素是否致病与个体心有大小、志有坚脆有关,心小志脆者易病,心大志坚者不易病。禀赋问题艰涩难懂,黄帝还不明白再问。岐伯又耐心地解释以五藏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作答。这些其实就是与禀赋相关的要素,相当于现今所谓体质、性格、人格、心理特质之类,与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具有坚强志意禀赋者,虽有深忧大恐怵惕之志,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付之一笑而不影响身体健康;相反,志意脆弱禀赋者,尽管深居简出生活无忧,仍然不免多思多虑、疑神疑鬼、悲悲戚戚、心结难解,源源不断自内生出无尽的烦恼与恐惧,最终因病求医。《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将人分为木、火、土、金、水形之人,说明禀赋不仅与情志致病有关,甚至还与命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