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养生 / 养生常识

中医魅力引我走上学医路

　　谢文纬，男，1949年出生。1969年赴内蒙古建设兵团作过兽医。1977年进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中医系学习，毕业后在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师。1984年赴美国，曾在美国凯斯西部大学附属医学院任高级研究员，并在美国医学院首开中医课。

　　1996年回国，现为北京普祥中医肿瘤医院特聘专家。主要著作有《中医成功治疗肿瘤一百例》、《两部天书的对话——易经与DNA》、《一个中医在美国》等。

　　因病而对医学产生兴趣

　　我18岁那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我对医学开始有了某种直接的体验。有一天在学校打乒乓球特别起劲，结果出了一身汗，骑车回家时赶上一场雨，被浇成了个落汤鸡，致使第二天大病一场。

　　早晨醒来，我感到在发烧，全身酸软无力，我摸了摸自己的脉，发现心脏每跳几下，会自动停一下。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心肌炎，因为姐姐生过这种病，她是割了扁桃腺不久后得了心肌炎。那时候的孩子，如果扁桃腺经常发炎，医生会劝其将扁桃腺割掉，认为这是个无用的器官。

　　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一种愚蠢的方法，因为凡是存在的东西必定是合理的。扁桃腺既然是人的一个腺体，就应该有一定的功能，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器官，至少在身体中能起到门卫的作用。当病邪袭来，它可首先替主受过，将自己变成与病邪对抗的第一战场。如果将扁桃腺摘除，外来的病邪，就会长驱直入，侵犯人体的重要器官，例如肺或心脏。

　　姐姐在摘掉扁桃体后不久就患了心肌炎。而我小时候也被割掉了扁桃腺，虽然过了很多年，但依然重蹈覆辙。那天我被送进医院，在做完心电图检查后，医生立刻诊断我患了急性病毒性心肌炎，并且收我住院治疗。然而我对疾病的先知预判，18岁的我仅凭自己摸脉便做出了与西医完全一样的诊断，这多少使我的家人感到吃惊，他们建议我将来学医，并且相信我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记得班上有一位同学的姐姐是针灸师，他从姐姐那儿学了几招针灸术，并且教会了我。出院后，我开始给自己扎，后来也给周围的人扎，当我完全掌握了这种雕虫小技后，口袋里就经常放着一个玻璃管和小玻璃瓶，管中放有几根银针，瓶中放的是酒精棉球，遇到有人不适，便会主动给人扎针。

　　萌发了对肿瘤研究的兴趣

　　20岁那年，我去了内蒙古兵团，开始了7年的“上山下乡”生活。在收拾行李整装待发时，我没有忘记带上自己心爱的银针和酒精棉球。到了兵团，闲暇之余，我会拿出来摆弄，遇到战友有个头疼脑热的，就会拿出银针显示一下自己的“手艺”。那时我非常希望能当上连队的卫生员，可这一般都是女生的差事，而我却被分配在马号放马喂马，干得都是粗活。

　　在马号干了约莫一年左右，赶上连队选兽医卫生员，排长看我平时喜欢摆弄针灸，就选中了我，于是被送到团部培训了一个月。回来时，在战友的帮助下，我在马号竖起了六根柱子。这是兽医站的标志，因为无论是马、骡子，还是牛等大牲畜，只要牵到六柱栏中都会被绑得结结实实，然后任凭我对它们进行医学处置，如打针、灌药、动手术。于是我的医学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个时候，我就喜欢用中药给马治病。记得中药都是机器研碎的粉剂，如清肺散、温脾散等，一包500克，用鸡蛋清或温水调成糊状，马每次要灌一包。灌药是个技术活儿，先将一个胶皮的胃导管在水里泡一下，然后从马的一个鼻孔伸进去，一点一点推到咽喉部，然后试探地刺激马的喉部，这时会引起马的吞咽，我便顺式将导管推入到食管，最后一直送到胃。然后在导管的另一端连接漏斗，有个助手会将药一碗一碗倒入漏斗，最后再用清水冲净，药便滴水不漏全部送入了马的胃中。那时连里的马都享受特殊待遇，每匹受关爱的马，在春天要灌一包清肺散，夏天要灌一包消黄散，秋天要灌一包润肺散，冬天要灌一包温肾散。

　　马有一种常见的难治之病称为“结症”，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常常持续数小时在地上打滚呻吟，最后痛苦地死去。为了救治这些无言的伙伴们，我逐渐摸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疗法。每遇马患结症，先打一针安那加(强心、止痛、促进胃肠蠕动)，然后用肥皂水灌肠。接下来用电针在马的特定穴位上刺激20分钟，再用鼻饲管给马灌一些盐水，然后让战友们牵着马不停地骝，一直骝到马放屁，以致最后排出粪便，马的性命也就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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