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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肺降逆法的历史演进

　　肃肺降逆法乃着重运用平金下气、宽胸利膈的方药，治疗肺失清肃、气机愆滞的病理变化。

　　关于本法所主治的疾患，早在《内经》中就有明确记述。如《灵枢·经脉》篇说：“肺手太阴之脉……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素问·藏气法时论》云：“肺病者，喘咳逆气”。《灵枢·本神》篇进而指出：“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而“实则喘喝，胸盈仰息。”《素问·调经论》亦曰： “（肺）气有余则喘咳上气。”该书虽未载录具体方药，但对肃肺降逆之法主治的肺气壅遏、金令不行病证，显然作了原则性的提示。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中主治咳逆上气“不得息”的葶苈大枣泻肺汤，堪称开泄肃肺降逆法的先河。是方法度谨严，示人规范。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气病诸候》对肺气上逆形成的喘、哮病证有精辟阐述：“肺主于气，邪乘于肺则肺胀，胀则肺管不利，不利则气道涩，故气上喘逆，鸣息不通。”“肺病令人上气，兼胸膈痰满，气机壅滞，喘息不调，致咽喉有声，如水鸡之鸣也。”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等著作，以广搜搏采为特点，保留了古代医家不少的宝贵经验。如《备急千金要方》记述“积风冷嗽，兼气逆鸣”之候，选用杏仁、紫菀等组伍的方剂施治，足见以一代宗师孙思邈为代表的隋唐医家对本法的重视。

　　宋代《圣济总录》所载方药既多，论证亦颇精详。如该书“肺气喘急门”谓：“盖肺为五脏之华盖……气道奔迫，肺叶高举，上焦不通，故喘急不得安卧。”杨士瀛所著《仁斋直指方论·喘嗽》明确揭示上焦喘咳一类疾患，主要属于肺系的病变，应明确定位。他说：“肺主气也，一呼一吸，上升下降，荣卫息数，往来流通，安有所谓喘？惟夫邪气伏藏，痰涎浮涌，呼不得呼，吸不得吸，于是上气促急，填塞肺脘，激乱争鸣，如鼎之沸，而喘之形状具矣。”从他描述的见症来看，显属痰浊迫肺，清肃失司，降下乏权使然。至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的苏子降气汤诸方，实发前人之未发，堪属本法的楷模。

　　元代医家朱丹溪在《脉因证治》中指出喘有“虚实”，虚喘有肾抑或肺虚之分，实喘乃“肺实气盛”使然。故虚喘宜以补肾益肺为主，实喘则务必泻肺气之逆。

　　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为了临床上正确运用肃肺降逆法，对本法主治的证候特点、临床征象进行了深入研究。《景岳全书·喘促》全面地论述了肺失肃降，金令不展，气机上迫，必然表现为“气长而有余……胸胀气粗，声高息涌，膨膨然若不能容，惟呼出而快”等象，这对使用本法颇具指导意义。还有《医学入门》研制的定喘化痰丸、《奇效良方》制定的定肺汤、《韩氏医通》精研的三子养亲汤等，均属肃肺降气的代表方剂，迄今仍为广大医家所习用。

　　清代医家在前人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大大地拓展了本法的临床应用，使肃肺降逆法的证治内容更趋完善。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进一步把哮喘的证治总结为“在肺为实，在肾为虚”，颇为扼要。而张聿青、蒋宝素对此又有补充，并对治痰加以强调。谓“在肺为实，在肾为虚，此指气而言，非关于痰也”，治应肃降下气为先。果属“喘因痰作”，则“欲降肺气，莫如治痰”了。这些认识很有见地，对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王孟英在学术上汇集众家之长，其学术思想的中心内容之一即体现在“气化枢机”方面。他在《归砚录》中强调“万物之所，为生者，必由气。气者，金也，乃知金者受气居先，所以金为气母。五行以气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为首也。”显然，王孟英从肺主治节立论，尊肺为诸气之枢，若肺气通调则全身气机畅达；肺失肃降则脏腑经络气化逆常，于是一身气机痹阻，咳、喘、哮、胀诸症由之而生，必须“但与舒展气机”，“伸其治节，俾浊气下趋”，“诸恙自瘳”。所论精湛，殊堪效法。

　　李用粹尤注重肃降肺气，以浚源利尿。《证治汇补·癃闭》论及癃闭时明确指出：“一身之气关于肺，肺清则气行，肺浊则气壅，故小便不通……宜清金降气为主。”盖上源不清，气道失展，通调乏利，水道受阻，累及膀胱，故发为癃闭，而下病取上，专于治肺，肺气顺则膀胱之气化顺，自可排尿恒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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