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与中医脾胃理论

——八卦源于阴阳概念一分为二,文王八卦源于天文历法,但它的“根”是《河图》

伏羲对日月星辰,季节气候,草木兴衰等等,有一番深入的观察。不过,这些观察并未为他理出所以然来。一天,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黄河中忽然跑出了“龙马”,也就是这一刻,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之中,深切地感到了自身与所膜拜的自然之间,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和谐一致。他发现龙马身上的图案,与自己一直观察万物自然的“意象”心得暗合,就这样,伏羲通过龙马身上的图案,与自己的观察,画出了“八卦”,而龙马身上的图案就叫做“河图”。

太昊伏羲壁画

“河图”“洛书”是中华民族的史前先祖,为了认知天文历法、自然规律而构建的符号、数字模型,是其认知并用以解释天地万物变化规律的工具和方法,也必然成为当时治国理政,创建中华文明时所遵循的准绳和依据,如此才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传·系辞上》)以及“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论语·子罕》)的慨叹,故而称其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之源[1]。《内经》在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借助其建立的符号、数字模型,表述当时对生命科学知识的理解,尤其是“十月太阳历法”“阴阳”“五行”“左旋顺生”“重土”“重阳”等观念,对《内经》建构脾胃理论有深刻的影响,故予以陈述之。

洛书图

——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河图”&“洛书”

智慧的启示

“洛书”的数字结构,是在太阳为天文背景下建立的以时间、空间、序列、节律为基本要素的模型,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影响着《内经》阴阳理论的建构[2]。“奇数”为阳,自冬→春→夏→长夏→秋,其运行过程是1 → 3 → 9 → 7,用“奇数”数值的大小客观地表达了一年之中,自然界的阳(热)气由渐盛(1 → 3 → 9)到渐衰(9 → 7 → 1)的消长过程。四个“偶数”为阴,其布阵表达了一年阴(寒)气自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由盛而衰(8 → 4 → 2),再由衰而渐盛(2 → 6 → 8)的消长过程。上半年阳长阴消,故为“阳”;下半年阴长阳消,故为“阴”。所以,在十月太阳历中,将属阳的上半年之起点“冬至”称为“阳旦”,将属阴的下半年之起点“夏至”称为“阴旦”。这也就是《金匮要略》中“阳旦汤”,以及《辅行诀》之“阳旦汤”“阴旦汤”方名发生的文化源头。

陕西省中部——关中平原(麦子熟时)

“河图”“洛书”中,都将“土”置于处于枢机中央,是中华民主传统文化中“重土”理念的发生源头。无论是“五”还是“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均将“土”置于中央而自旋的枢机地位。《内经》继承了“重土”思想并用于解决医学中的实际问题,故而有了脾胃居于中焦,是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观点发生的文化背景。

 《春秋繁露》

“洛书”将五个阳数置于五方正位,其重阳理念得以体现,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阴阳理论的基本立场。《春秋繁露》将其作为全书的主旨,进而得出“阴者,阳之助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 (《天辨在人》)的结论。《素问·生气通天论》据此提出了阳气盛衰寿夭观之理论依据,也是以扶阳益阴治法见长的“火神派”秉持“阳主阴从”学术立场的文化源头[3]。

银河系左旋图

“河图”“洛书”布阵,确立了中国文化有关“左旋顺生”的顺时运行自然法则,这也是五行相生之序发生的由来。当人们面南而立,所看到天体的运转方向是自左(东)向右(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春秋繁露·五行对》),为五行相生顺时针(“左旋而升”)运行之理。就“洛书”而言,土(五)居中心为枢机,一、三、五、七、九为阳数,二、四、六、八为阴数,二者所表达的阴阳内涵虽不同,但均为顺时针旋转,顺天而行,为五行万物相生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