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礼：大医书中坐，精研莫求名

3月的西安市温暖而舒适，保存完整的明城墙将喧嚣阻隔在外，给这个城市留下一方古韵天地。

在西安市中医院旧址旁的臧平立中医工作室中，从事古方医案研究工作40余载的“老学究”、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原所长苏礼，默默地躬耕于这方小天地。

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感觉到陌生，但如果提到《千金方医方辞典》《百病效验方》等这些中医临床必备的医案类工具书，则没有人能否定这位老者响当当的功绩。

乡村医生成文献名家

苏礼，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人。上世纪70年代末，中医药行业百废待兴，中央下发的一纸有关推进中医药工作的文件，给了时任乡村医生的苏礼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是1978年通过国家选拔考试来到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当时十分有幸能跟随师父米伯让先生做文献研究工作。”

众所周知，中医药文献浩如烟海，让人头疼的不是书籍种类繁杂，而是存世版本众多。因此，只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才能少走弯路。

出身于基层的苏礼，当即与众人商定做医案整理。他认为，文献研究的成果需落实于临床、以切实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而古医案里包含的治病智慧不可小觑。

由于最初确定的研究方向没有先例可循，苏礼便带着陕西省中研院的研究员们“单打独斗”，经过了几年努力，渐渐在圈子里闯出了名堂。

1984年，社会办学热潮掀起，在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等人的主持领导下，光明中医函授大学挂牌成立。

与普通的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授基础课程不同，该校旨在为业内人士培养临床思维，其学员多来自基层医疗单位或为农村赤脚医生，因此，教材讲义需特别定制。

届时，苏礼在古医案研究领域颇具才名，遂受到时任人民卫生出版社副主任、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副校长的白永波教授邀请，参与新教材制定工作。

而后，这套历时2年、由100多知名教授参与编写的教材，让十几万学员受益，直至今日，仍有很多“光明人”活跃在中医药领域。

“虽然我在编委里边是个小人物，但是我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因为文献研究这项工作，可以真正让临床医生受益，我很自豪。”

在这之后，苏礼团队的研究进程进入加速期。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技术热潮的到来，苏礼把握到了时代动向，带领团队与西安石油大学计算机系合作，建立了早期的电子医案数据库，库内收集了来自历代医籍的2万余个经典临床医案，并根据需求设置了7种分类，方便检索，为中医数字化做了奠基性尝试。

21世纪初期，人民卫生出版社筹划出版70余册中医临床必读丛书，苏礼率领团队承担了其中包括《名医类案》《临证指南医案》《医方集解》《古今医案按》《丁甘仁医案》《验方新编》《张聿清医案》等7册医籍的编校工作。

“人卫的这套书被很多业内人士戏称为古籍‘官订本’，这是大家对人卫出版社权威性的认可。我们在其中承担了很多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它也侧面印证了业内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为了这份沉甸甸的肯定，苏礼将这些古籍的现存版本整合，择优编校。据统计，这7册书中，平均每册都有近30个版本需参照，而苏礼经常为了其中某一个字的释义跑到全国各地去考证。

“做中医文献要严谨，我们今天修订的每一本书，都是在为后世研究中医药做铺垫，有观点可以注明，但是不能出错。”

我的老师是孙思邈

“在中医药方面，我有19位中医老师，其中18位有名字，趁我还有余力，我要为他们写传记。还有一位叫不出名字，但是我们天天见面，那就是我整理的文献。”

这个结论是苏礼做了多年文献工作后总结出来的。当初，他为了让研究成果更接临床的“地气”，他积极安排团队成员深入临床，积累临证经验。

“中医最宝贵的是经验，我们每天看的是孙思邈、张仲景、江瓘这样大医家的临证经验，学的是扁鹊的诊病方法，我们的老师是这些大医家。”

苏礼深谙古籍的价值，他认为，中医的根就在这些文字里。1996-1997年，苏礼参加了《孙真人千金方》《备急千金要方校释》等孙思邈学术文献校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