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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温病学需要更好地传承与创新

□ 王融冰 北京地坛医院

温病学包含绝大多数感染性疾病（含传染病），是人类近代不断取得进展的领域，医学实践表明，任何一种重大传染病的最终被控制，都有赖于医药科学技术的发展，天花、麻疹、鼠疫等莫不如此。还有更多未被控制的感染性疾病、未知的感染性疾病会不期而遇，无论中医西医都需要创新和吸纳现代科技，以提高人类防病治病的水平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温病学的传承沿革于《黄帝内经》《伤寒论》，还散见于各家，由于温病发生时空各异、病种分散，古代将其梳理成章有一定困难。温病学不似内经宏观，也难依伤寒的六经传变，它的规律与独特之处早在殷商时期就认知了寄生虫病、狂犬病、疟疾等不同于一般外感病。内经时代更是明确描述了“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的特点，提出“湿热相搏，民当病瘅”等。每当读到《内经》“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关于发病机制的论断，联系到温病临床，指的是哪两虚？是正虚与虚邪或是六淫之邪与别有一种戾气相合为患？或是两者全包涵在内。《内经》是对前朝的总括，关于温病学史的考证有必要追溯《内经》以前。温病学里的感染性疾病不同于单纯外感病，但均是外因致病，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张仲景《伤寒论》时代背景就是疾病伴随战乱、饥寒交迫的生活环境，感受外邪多从寒化。寒凉派源自北方，其人多食牛羊肉、奶品，外感热病或多从热化，以阐发外感病火热病机、病证，善用寒凉之品治火热病证而成一派，其时伴随宋、金元的战争与温热病的高发流行。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体质、疾病谱的变化。而今生活无忧，国内国际交流频繁，高速交通设备，打破了时空地域之限，不仅加快了温病的传播速度、扩大范围，出现了过去国内很少或未发现的病种。温病学研究的病种、传播途径不仅有从口鼻而入，还有经血液、虫媒传播，更知道了各种戾气对组织器官的偏嗜性，易感人群甚至隐性基因易感的多样性，所以温病学研究内容的增补和扩容的现实意义，是温病学传承发展的自然规律，社会需要。

感染性疾病是温病学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类受其危害与其抗争的历史由来已久，古埃及3000多年前就有因病致瘸的记录（脊髓灰质炎），我国2500多年前的《左传》中记载“国人逐瘈狗”，说明当时已有狂犬病，并已认识到疯狗对人的危害，随驱逐疯狗预防狂犬病。我国天花记载于汉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病情有较详描述：“仍发疮头面及身......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北宋开始试用人痘接种，这些记载都说明六淫与疫疠邪毒有别，防治各异。但是，由于疫疠的发生呈阶段性、区域性，所以，流传的专著较少且散落，虽在史书和历代医家的著作里有一些记载和体会，但后世多关注主流主论而忽略个性论述，至今温病学的文献仅以明清江浙地区几家为代表，显然不够全面。没有对温病学起源、天时、地域、防治方药、创新诊治等整体面貌的相关描述，与人类同外感病抗争的真实历史的厚度不相称。明末温病大家吴又可的戾气论和治疗组方特色极具创意，却重视度不够。

在显微镜和微生物学诞生之前，吴又可大胆提出感染性疾病的病原是别有一种戾气，而且根据实践认识，描述戾气的个性、种属特点、传播、发病方式，提出科学推断。吴又可在传承传统主流医学的基础上显然感到六经、脏腑、八纲辨证均无法解释疟疾等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他创造性的提出了膜原之说，另辟蹊径组方“达原饮”，其与温病主流医家叶天士、吴鞠通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可替代。今天黄热病、肝温、流行性出血热及一些出疹性疾病等都难用通行的一种辨证方法完全解释，为此，温病学需要系统梳理和分类。对于无特效治疗的感染性疾病，更需要应用温病学的原理，发挥中医药重要作用。传承温病学应回溯历史，从头源头梳理，还原其发展、传承过程，适宜当今传承发展所需。

宋代医家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医病因学说成为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中独立篇章，以病因为纲建立了中医病因辨证论治方法系统。三因分别是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其中外因包括六淫和戾气。戾气即病原，虽然抗病原非中医药所长，但不能排除中医药也有对病原的抑制作用，减轻病原引发的超敏反应造成的组织损伤。中医药研究发展不可限量，青蒿素、黄连素都是从中药里提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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