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钧 追求中医人“仁、和、精、诚”

　　著名肾脏病专家、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王永钧，虽已入耄耋，但仍然坚守在中医临床、科教第一线。这位清瘦、和气、医术精湛的杏林老人，总是能给患者以希望和力量。

　　因为他，使成千上万的肾病患者有了健康和欢乐，使无数疑难重症病人转危为安，为患者家庭带来了幸福。

　　他不仅继承了中医传统精粹，而且不断开拓创新。

　　他闯出了一条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的新路，使杭州市中医院肾病科蜚声海内外。

　　从医生涯闪光之路

　　如果不是60余年前那场病，王永钧或许不会当医生。

　　1950年，王永钧突然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这在那时几乎被称为“绝症”。他看遍杭州城里的西医和中医，都没有效果。无奈之下，他怀着对生命的渴望，打听到有位西湖船工，手上有张祖传草药秘方能医治肾病。于是，他慕名前往求医。

　　在老船工的精心医治下，三年后，王永钧大病痊愈。但是在与中医相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他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做出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选择，当一名中医，救治更多的人。

　　1954年，他正式拜入杭城名医王显庭先生门下，从抄药方、煎中药开始做起，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打下了中医学的实践基础。王永钧好学不倦。他先后拜过王显庭、赵志超、俞尚德等7位浙江中医名家为师，广泛学习各家之长。以后，他又欣喜地承担了继承、抢救浙江三大名老中医之一—张硕甫先生学术经验的任务。张硕甫是我国清末民初的著名中医学大师金子久的弟子。秦伯未先生对金氏曾有“名振南北，学问渊深，案多俪语，千言立就，一时无两”的赞语。

　　除跟随名家悉心学习外，王永钧还考进上世纪50年代初杭州首批“中医学习班”参加中医药系统学习，于1959年获得相当于本科学历的资格，王永钧的考试成绩、招生录取和毕业考试均列全班第一。接着他参加了浙江医科大学医疗系5年制函授学习毕业。当时年轻的王永钧边学习边实践，打下了扎实的医学实践，让人们对这位年轻的王医师刮目相看，并很快小有名气。

　　整合临床思维方法

　　对于王永钧来说，之所以选择肾脏疾病作为研究方向，是因为他也曾经患过这一类病症，深知肾病患者的痛苦。但更重要的是他明白肾脏病发病率高，患者往往需要付出极大代价，而治疗途径实则并不多，因而他甘愿尽毕生之力，为更多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医者，仁心仁术是也。在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生涯中，王永钧将所有的心血和热忱都投入到了对肾脏疾病的研究治疗中。他受益于早年恩师俞尚德先生“识病——辨证——治病”的临证思维方法的教导，并将之进行创新式发展，成为“识病——辨证——治病/证”的理论，是将这一临床思维方法应用于肾脏病临床实践的第一人。

　　可以说，王永钧的临床思维方法整合了中医治证和西医治病两者的特色和优势，不仅病证结合，相互参考，取长补短，而且详细研究了在不同疾病过程中证候的发生、演变、规律性等，及其与致病机理的关系，使得更利于采取有效手段以稳定、阻抑、截断，甚至逆转病情的进展，从而使“治未病”在熟悉证候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他对大量病例进行了中医证侯学的研究，发现慢性肾病最常见的证候是：风湿、肾虚、瘀痹、肝风、溺毒五证，确认何证，除传统应用望、闻、问、切四诊，搜集腰酸、乏力、水肿、舌苔、脉等证据之外，还应重点关注有无泡沫尿、头晕、脉弦、呼气出现尿臭味等症状，并以尿常规、尿蛋白定量、尿微量蛋白以及血压、肾小球滤过功能等检测，使辨证客观化和量化，这样就使可能导致病情加重的独立危险因素、判断预后和发生并发症的强预测因素都纳入中医证侯之中，更利于认识病和证的本质。

　　他主张辨证治病，对于那些疾病治后虽已“痊愈”，但患者仍有不适症状者，或虽经各项先进现代科学技术检查，一时仍以明确诊断其疾病者，采用辨证施治，以证候缓解作为治疗的目标。王永钧说，他诊断疾病之所以准确率高，治疗效果显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临证思维方式。

　　发展风湿致肾病理论

　　中医对肾性水肿与风邪的相关性论述出现很早，然而并非所有肾脏病都会出现水肿。通常，肾病的临床表现中泡沫尿比水肿更为常见，若检测尿常规，往往会发现尿蛋白排出增多，若持续出现大量泡沫尿、尿蛋白呈强阳性时，血中白蛋白会减少，并致水肿。同样，显微镜下异形红细胞尿的发生概率比肉眼血尿多见，现代中医认为尿蛋白与尿血，包括显微镜下异形红细胞尿都是肾气不固、封藏失职，精微下泄的结果，补肾、固肾治疗虽能减轻腰酸、乏力等症状，亦能使轻症患者的尿检异常获得改善，但对明显泡沫尿的效果却欠满意，经改用祛风湿药后则多数能减少泡沫尿。基于此，王永钧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