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养生 / 中医古训

理性审视现代文化科学背景下的中医与西医

•相对于生命本质的主体认识和健康维系的基本宗旨，这些差异都是形式上的、非本质的，这些差异使中西医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具有了各自的局限和不足，这就需要通过互相借鉴与吸纳来使中西医的理论与方法得到补充和完善。

 

•中医和西医一样，研究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对中医学而言，哲学是工具、文化是背景，理念作向导，由无数科学细节构成的中医医学属性与西医学原本是一致的。而这也正是中西医实现对接和互融的基础和条件。

 

文化学者周有光曾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双文化时代，即每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内外并存、新旧并用，而双文化的结合方式有三种，即：并立、互补和融合。

 

今天中医与西医在我国的现状恰如先生所言，已开始相互，互补乃至融合。

 

西方医学进入我国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二者承担着疾病防控的共同目标。当前，中医治疗目标已由单纯中医病证转换到西医疾病。因此，中西医在其运行的过程中绝不会永远特立独行，而必定发生重叠、交叉、碰撞、对接和融合，也必定会有互相的吸纳和借鉴。

 

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是中西医互融借鉴的成功典范。

 

我国半个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历程也已证明，中西医联合优于单用、互补胜于竞争、中西医之间的理论衔接和方法学互补，不仅是中医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客观需求，也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长期以来，中医学术研究和中西医比较研究呈现出过度哲学化、人文化倾向，这些研究从哲学和纯概念的层面展开，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发现中西医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往往得出“中西医不可通约”的结论。

 

有人认为，中医是“生命医学”，西医是“生物医学”。中医是“形而上之医道”，西医是“形而下之医术”。中医是“调和医学”，西医是“对抗医学”等。这些观点割裂了人与人体、生命与生物、结构与功能、整体与局部的有机联系，不恰当地夸大了中西医的本质区别和方法学差异，从而加深了中西医之间的思想隔阂和学术背离，这些认识误区和偏见也成为中西医学对接互融最大的思想障碍。

 

周有光曾有言：“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性的、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任何科学，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经得起公开论证、公开实验、公开查核……学派可以不同，科学总归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元的”，中西医作为人类防病治病的智慧结晶，为人类疾病的防控而诞生，在生命和健康的本质层面上也应当是一致的或趋同的。毫无疑问，中西医都是研究人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防控的医学科学。

 

中西医因为诞生的地域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但是二者的区别体现在认识论和方法学上。

 

相对于生命本质的主体认识和健康维系的基本宗旨，这些差异都是形式上的、非本质的，这些差异使中西医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具有了各自的局限和不足，这就需要通过互相借鉴与吸纳来使中西医的理论与方法得到补充和完善。

 

解剖结构的一致性

 

解剖是探知人体结构的唯一途径，是医学的基础，中西医莫不如此。文献记载，中医学最早即起源于解剖，对人体结构的认识远远早于西方医学体系。

 

早在2000多年前的《灵枢·经水》篇中就记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这是中医典籍中最早出现的“解剖”概念。

 

《难经》在《内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脏及喉咙、胆、膀胱、肛门等脏腑器官的形态和重量的描述，与现代解剖学也都是大致相符的。

 

清代王清任对人体解剖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新的解剖结构，并对前人的一些认识错误进行了修正，写成《医林改错》一书，对中医解剖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经过历代医学家的不断探索与研究，中医解剖学不断得到发展，不但成为藏象学说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医理论大厦的坚固基石。

 

生理功能的趋同性

 

探索人体生理功能是中西医的共同任务，中医学关于人体生理功能的认识和论述集中在脏腑学说、气血津液等学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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