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府对医学的重视 莫过于宋朝

　　经过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据和军阀混战，宋初国力凋敝，文化衰微，认识到军人执政危害的宋朝政府大行文教政策，“兴文教，抑武事”，带来了经济和文化上大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显著发展，科学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两宋的医学也空前繁荣，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已经有不少学者从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对宋代医学发达的原因作了探讨。我们通过对文献资料，尤其是对医书及相关史料进行深度挖掘，从新的角度揭示两宋医学兴盛的外部原因，主要包括医药的巨大经济价值、士大夫参与医学、宋朝政府对医学的大力扶持等。

 

　　医药的经济价值刺激了医学繁荣

 

　　宋代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给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医药固有的巨大经济价值刺激了医学的发展，带来医学的繁荣。医药的利润极为丰厚，“三司言太医局熟药所熙宁九年六月开局，至十年六月收息钱二万五千余缗，其息计倍”，官办熟药所的利润很高，私人医家、药铺也非常富有。据《东京梦华录》记载马行街两边药铺林立，医馆众多，而马行街是当时宋都最为繁华的地方，“上元五夜，马行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声妓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亦多道马行灯火”。可以想见当时医学之繁荣，医家之富有。

 

　　《苏沈良方》中载有卖药致富的故事数则。褐丸方后云：“苏州有人卖一朱砂丸食药，无所不治，其效如神，以此致巨富，服其药者遍天下，人无有得其真方者”。治小儿急惊慢拣风的黑神丸，出自楚州小儿医王鉴，“楚州小儿医王鉴卖此药致厚产，鉴神之，未尝传人”。治小儿伤寒风痫的小黑膏，出自润州傅医，“傅医卖此药累千金”。《普济本事方》中记载有睡惊圆，其方后云：“乡里一士人家货此药日得数十钱，已百余年矣”。卖药之家凭借成药的显著疗效，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宋朝时虽然没有像现在一样的专利政策，但是如果其方疗效显著，虽然药品低贱，往往或被人以重金收购，也能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当属欧阳修得暴下利一事。欧阳修曾经得暴下利，国医治疗不效，他夫人从市人处买来三文钱一贴的药，夹杂在国医开的药中，一服而愈，后来欧阳修便以重金从市人求得药方。许叔微记载的治疗多年肺气喘急的紫金丹，是其亲戚用重金从道士手中购得药方，治疗疝气睾丸胀痛的念珠丸药方则是一位国医以高价从卖药人买得。

 

　　病人给医生的报酬也极为丰厚。“沈待制兴宗常病痰喘不能卧，人扶而坐数日矣。客有见之者曰：‘我曾如此，得药一服瘥，我以千缗酬之，谓之千缗汤，可试为之。’兴宗得汤一啜而愈”。治愈皇帝的病，赏赐更多，还可能当上医官。宋孝宗曾经得了痢疾，众多的御医医治都没有效果，后来一小药肆进献—方，用金杵臼捣新鲜的莲藕取汁，热酒调服。孝宗调服了几次就痊愈了，于是把金杵臼赏赐给小药肆，还提拔当医官，人们都称他为“金杵臼严防御”。

 

　　医药经济的繁荣刺激了医学的发展，整个社会上至天子、王公大臣、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都关心医学，热衷于收集秘方效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医学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

 

　　士大夫推动医学知识的传播

 

　　宋朝士大夫最喜涉猎医学，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对医学的参与，促进了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发展。士大夫极力提倡医学，把医学提到与儒家治国安邦一样崇高的地位，认为医学“三坟之余，帝王之高致，圣贤之能事，唐尧之授四时，虞舜之齐七政，神禹修六府以兴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叙卦气，伊尹调五味以致君，箕子陈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医学作为一种仁心仁术，摆脱了唐朝“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的局面，范仲淹更是提出“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医学受到了士大夫的青睐，从事医学事业也逐渐受到社会的尊重。

 

　　士大夫对医学的参与，让医学深受儒家仁民爱物思想的影响，医学知识的传播得到了改变。本来医药的传授十分慎重，历代号称禁方，不轻易外传。医学知识蕴涵的巨大经济价值，也导致医家秘惜其术，不轻易将药方外传。“今之人，若得一妙丸获一奇术，乃缄而秘之，惕惕然惟恐人之知也，是欲独善其身而非仁人泛爱之心也”。但是这种自珍其药、自秘其术的做法，妨碍了医学的发展。在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很多以前严格保密的医学知识被公布出来。比如《圣散子方》，是眉山人巢谷传授给苏轼。苏轼极力赞美圣散子之神奇功效，称之为“真济世卫家之宝也”。苏轼用此方救了很多人。“余既得之，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去春杭州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苏轼后来违背不许外传的盟誓，将药方传给了庞安时而广为传播。这正是医学知识被逐渐公开的一个缩影。士大夫热衷于收集秘方，相互传授，并著书传播。如王衮的《博济方》，沈括的《苏沈良方》《灵苑方》，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都是有名的方书。在士大夫的影响下，一些医学世家也打破保守将祖传秘方公布出来。

 

　　政府对医学发展的大力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