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敦煌遗书溯源道地药材

关于道地药材形成的时期，意见尚不一致。有人认为，在魏晋南北朝，道地药材实际上已经完全形成[1]。也有人认为，道地药材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明代的医学著作，道地药材的最终确立是在明代[2]。敦煌遗书医药残卷是目前所见较早的古医书抄卷，本文即以此来考证唐代以前道地药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较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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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以敦煌遗书溯源道地药材

1900年，人类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了封存900余年的近5万卷六朝和隋唐五代时期写录的卷子书籍，现称为“敦煌遗书”。其内容囊括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古代社会、语言、文学、历史、艺术、宗教、天文、气象、医学等，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医药残卷近百卷，为迄今出土的古医书中文字和内容最多者。由于旧中国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敦煌遗书发现后不久，便在1907年和1908年，先后被英、法文盗斯坦因和伯希和将其部分精华劫往国外（现编号为“S”和“P”）。其后，又有部分散失日、俄等国。现今国内收藏有这些原卷的缩微照片。

道地药材指中药材中人们公认的来源于特定产地的名优正品药材。中医治病主要用中药，为了追求好的疗效，首先要保证药材的质量。先秦时期，古人即已发现药材质量和产地有关，从而把“质优”和“产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道地药材的肇始。秦汉一统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药市出现，药材商品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求特定产区的药材已成为药业界的普遍现象，道地药材逐渐产生。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发展，商品贸易发达，药物交流频繁，促进了道地药材的形成和流通。此后，道地药材不断发展，逐渐形成既具有物质和医学属性，又具有商业和文化属性的概念。近代学者经研究，也证实药材的产地直接影响中药的疗效[3]。因而，研究道地药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具有现实意义。

追溯唐代以前我国药学发展的历史，有助于确证道地药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成书于东汉末期（公元2世纪）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载药365种，是汉以前药学知识和经验的总结。梁代陶弘景（公元456—536年）搜集和整理了魏晋以来300余年间的药学发展，著《神农本草经集注》，载药达730种，并论及药物产地、采制加工、真伪鉴别等。唐代医药学有较大发展，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国家颁行了《新修本草》，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学著作，载药844种，不仅反映了我国唐代药学的高度成就，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兵火洗劫，这些本草著作早已亡佚，现存的各种版本，均是由明清以来的学者考订、辑佚、整理而成。然而，敦煌遗书医药残卷是目前所见较早的古医书抄卷，上述著作均有记载，而且最接近原貌。因此，用敦煌遗书医药残卷来考证唐代以前道地药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应该更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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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在唐代已完全形成

以敦煌遗书来考证，认为道地药材这一事物在唐代已完全形成。

龙530卷[4]，现藏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首残尾全，内容基本完整。墨笔抄写，共存720行文字。卷末记有“《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可知此卷为《本草经集注》卷一。内容包括弘景序、序例本文及陶注。抄写时间，一说据书末所记定为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一说据不避唐讳及实物考证断为六朝写本。该卷云：“诸药所生，皆的有境界……江东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荆、益不通，则全用历阳当归，钱塘三建，岂得相似？所以疗病不及往人，亦当缘此故也。”明确指出药材的质量和产地有关，道地药材是以“气力性理”即质量取胜，未用道地药材故而疗效较差。该卷还反映出南北朝时医药已分家，药材成为商品，推动了道地药材的形成。卷中云：“今诸药采造之法，既并用见（现）成，非能自采。”“众医睹不识药，惟听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采送之家。”市人即是药商，“市人不解药性，惟尚形饰。上党人参，殆不复售。华阴细辛，弃之如芥。且各随俗相竞……”当时的上党人参，华阴细辛，是公认的道地药材，而药商为谋取利益，只注重习俗行情和药材形饰，将道地药材弃之不用。“以此疗病，理难即效。”该卷还提及“蜀药”“北药”之称，是以来路命名药材之始，也是药材贸易发展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