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医药大众传播

中医药本身的价值决定了中医医院发展的高度。从长远来看，我们不能一味追求中医医院发展的“GDP增长”，否则中医医院必将进入“死胡同”。从现实来看，对任何一个中医院来说，业务量和经济指标不增长，说明领导是不称职的，职工是不会满意的。作为现行体制下的领导，必须要有业绩。业绩也决定了领导的角色，不论是谁在现任岗位上，都要干出让大家能够看到的成绩，而且是政府可以用指标衡量的业绩。

作为中医院管理者，笔者认为，在中国现行行政管理框架下，政府履行的是家长的角色，对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进行行政干预、政策指导等行政手段，但对中医医院的发展必须保存一定的“自留地”。就目前来说，自由竞争对基础差、底子薄的中医医院极为不利，且会使大多数的中医医院的“中医功能”弱化。

首先，政府在为中医医院配备领导班子时，着重要考虑的是领导班子对中医医院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如何在履职期限内让中医药事业走上规范化的中医发展道路，进而带动祖国传统医学在继承、壮大、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好，而不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大潮中迷失方向，违背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规律。因此，在一定阶段内，决不能仅仅用经济指标的持续增长衡量领导干部是否称职，是否做出了成绩。

其次，政府须用政策调控中医医院发展方向。当前不少中医医院开展的一些诊疗科目还停留在中医药治疗的浅表层面，甚至个别中医医院采用完全西化的治疗手段。政策调控要结合国家和省里出台的一些意见，制定符合当地中医医院发展实际的具体措施，不能照抄照搬上级文件。让中医医院在发展框架之内，尽情施展自己的能力。比如，把中医治疗率、中药使用率、中医参与率等事关中医院办院性质、办院方向的关键指标，作为刚性指标对中医院进行考核；严格控制西医诊疗手段，做到中西同步，不可偏废其一。同时，要鼓励发展中医药特色优势明显的科室，开设更多的中医诊疗科目，如中医推拿、按摩、针灸以及中医“治未病”等中医特色门诊，在这些方面政府可以从医保政策、新农合政策等方面给予倾斜，让中医医院和患者都能尝到“甜头”。

第三，用经济杠杆刺激中医医院发展。大多数的中医医院发展面临着最直接的经济诱惑，各级政府都需要在经济调节方面给予不同程度的倾斜，让中医医院摆正姿态。由于中医医院受自身传统因素的影响，要想快速发展壮大还有较大困难，经济刺激最起码可以帮助中医医院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员工资、科研经费等现实问题。对坚持中医办院方向较好的医院应给予更多的资金扶持，对中医特色明显的科室也给予专项资金支持，让中医院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得到政府更多的关怀。

当下，政府对中医医院发展资金补偿不足，而中医医院也面临着生存发展的难题，怎么办？这是政府部门和整个社会应该深思的问题。

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征程中，中医也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媒介化的社会和波诡云谲的舆论世界中，中医却屡屡面临被误读的窘境，难以发出 “中医好声音”。客观、科学地呈现中医，需大力培育中医的“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与信息技术、医学、公共管理学、心理学、公共健康、法学、营养学、公共政策、社会学等多学科都有交叉，研究领域涉及医患传播、健康运动传播、大众媒介上的健康传播、危机传播等几个方面。从健康传播学的视域来看，要充分发挥中医在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作用，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加强中医药大众传播，打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认为大众传播具有“地位授予功能”，即可以固化人们对某件事情的重要性及价值的衡量。在如今的媒介化社会，大众媒介对中医传播的影响非常之大。然而，除了中医药行业的唯一权威媒体《中国中医药报》、中医药重点门户网站“中国中医药网”和中央电视台唯一一档面向海内外传播中医药文化的电视节目CCTV-4《中华医药》外，其他媒体很少对相关中医药事件给予应有的关注。即使有关注，有时也没有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因此，要打造利于中医发展的舆论环境，各类大众媒体需要共同参与，更多关注中医领域新进展、新方法、好疗效，占领主流舆论，这是时代和国家赋予的重任。如《人民日报》曾勇挑重担，其于2015年3月13日发表的题为《中医的科学性不容否定》的报道，可谓一剂强心针，刺破了各种不信任中医的泡泡。

第二，发挥中医药人文优势，构建和谐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