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五大名医的共同特点

魏晋以来,很多医家墨守张仲景《伤寒论》用药陈规,偏重于经方的应用,忽视医学理论的创新研究,形成了比较保守、僵化的医学风气。宋代官方编撰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临床方书后,有些医生将其奉为圭臬,不辨寒热虚实滥用《局方》,辨证与用药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形成了“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持之以为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的不良局面。刘完素针对当时误用《伤寒论》辛温发汗和滥用《局方》温燥方药所导致的火热疾病,在继承“病机十九条”的基础上,倡导“火热论”病机,打破了《黄帝内经》“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的传统观念,创立了火热病机理论,用药力主寒凉,在外感疾病论治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张元素针对当时辨证用药虚虚实实、寒热颠倒,许多内伤杂病得不到正确诊治的情况,对脏腑辨证和遣药制方理论进行创新性研究。张元素在《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中藏经》《千金方》《小儿要证直诀》的基础上,重视研究五脏六腑病证,丰富和发展了脏腑辨证论治理论。他以《黄帝内经》的中药气味厚薄作为理论基础,创新中药分类方法,发明药物归经理论和引经报使说等,是对中药学和方剂学理论的重大发展。

李杲精研《黄帝内经》中的脾胃理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对脾胃的生理、病理、诊断、鉴别诊断、治疗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李杲的脾胃内伤学说,很好地弥补了刘完素、张从正医学思想的不足之处,为内伤病的辨证治疗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途径。故其弟子罗天益高度评价曰:“东垣先生之医学,医之王道也。”

王清任不迷信古人,具有创新精神。他在《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中直言不讳地批评“古人脏腑论及所绘脏腑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从而促进了中医解剖学的发展。他在继承前人瘀血理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活血化瘀这一治疗方法,由此奠定了他在活血化瘀研究领域一代宗师的学术地位。他应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多种疑难杂病和益气活血通络法治疗中风后遗症的经验,为后世活血化瘀法的广泛应用和深入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梁启超评论王清任为“王勋臣……诚中国医界极大胆革命论者,其人之学术,亦饶有科学的精神”。范行准所著《中国医学史略》评价王清任:“就他伟大实践精神而言,已觉难能可贵,绝不逊于修制《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云:“中国《医林改错》中,剖视脏腑与西医所言略同,因采其图以为印证。”

张锡纯在深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医籍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如他在继承喻昌“胸中大气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胸中大气下陷说”。在伤寒学家和温病学家认识的基础上,他论治温病提出“寒温统一论”,治疗注重清透,擅用白虎汤加减。他认为伤寒和温病治法,始异而终同。所谓“始异”,即伤寒发表可用温热,温病发表必用辛凉;谓其“终同”,即病传阳明之后,不论伤寒和温病,皆宜治以辛凉,而大忌温热。他将中风分为脑充血和脑贫血两类加以治疗,创用镇肝熄风汤和加味当归补血汤等给予治疗;他重视冲气为病,善用镇冲降逆方剂如参赭镇气汤、镇冲降胃汤等治疗;他将脱证分上下内外,治脱证重视肝虚,喜用酸敛收涩之品尤其是山萸肉。他对不少药物的功用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扩大和丰富了药物的使用范围。他自创了200余个方剂,被称为屡试屡验方。

国学根深

“五运六气学说”首见于唐代王冰在次注《黄帝内经·素问》时所补入的七篇大论中,包括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宋朝后期运气学说大为盛行,为中医学研究引入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刘完素和张元素都能够积极地吸收运气学说中合理的成分及方法学上的成就,作为他们创新的理论基础。刘完素说:“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无以常火,人以常动,动者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

张元素明确地提出了“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的观点,将运气学说运用到遣药制方中。